从艾滋病到埃博拉，再到SARS，关于“零号病人”的误会一直存在。

198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次提出了“零号病人”的概念。当时美国疾控中心认为经常在空中飞行的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务员盖特恩·杜加斯是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洲的零号感染源。

该案例被收录到一名新闻记者出版的书籍《世纪的哭泣》里。该书的作者形容杜加斯具有反社会的行为，故意散播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危害其性伴侣。在报纸的头版头条里，杜加斯还成了“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

一个流行病学上的术语，在人们的误传和偏见中成了受尽指责的标签。

2003年，首例SARS患者的报告病例是在深圳一家餐馆做厨师的36岁河源人黄某，他早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治愈出院后，通过新闻报道，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个“首例”。这个“第一”，给他带来了各种压力。黄某换了五六张电话卡，上街时会戴上帽子，这种状态的日子，他形容自己活得很像一个逃犯。实际上黄某并非“零号病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经出现。

事实上，“零号病人”很难一锤定音，远不是研究的终点，“零号”后还可能会有新的“零号”发现，其确认过程本身就是对病毒发展情况的复盘与再认知。

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是针对病毒而非针对人，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前提下，事实才会慢慢呈现。

综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